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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半月談》半月談半月評論匯總(12月11-20號)

減小字體 增大字體 作者:公務員考試信息網  來源:www.mymedicinebook.com  發布時間:2015-01-04 10:19:00

法學院之問:法治人才后備隊伍調查 
 依法治國呼喚“四有”法治人才

四中全會釋放空前利好

“特別振奮!”山西財經大學法學院教授馬躍進說,四中全會專門提到法學教育和人才培養,可見國家對此高度重視。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需要相當數量的高素質法治人才隊伍支撐,因此法學教育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和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中發揮著獨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四中全會決定指出,健全從政法專業畢業生中招錄人才的規范便捷機制,完善職業保障體系。山西大學法學院院長張天虹表示,這對法科學生來說是極大鼓舞。目前,法科畢業生進入司法系統工作,要經過一系列考試,而一些政法機關招錄機制不健全,使得法科學生進入司法系統工作并不順暢。

四中全會決定指出,健全政法部門和法學院校、法學研究機構人員雙向交流機制,實施高校和法治工作部門人員互聘計劃。國家行政學院法學教研部教授楊偉東認為,四中全會的這項部署,將有效推動法學教育隊伍和實踐隊伍交流渠道打通,一方面增加法治工作者的理論素養和系統思維,另一方面促使高校老師增強對司法實務部門的理解和認知。

“除了政策利好外,隨著依法治國的全面推進,社會對法治人才需求加大,也將為法科學生和法律工作者帶來更多機遇。”山西黃河律師事務所執業律師薛寧說,隨著法治觀念深入人心,法律服務市場將會擴大。

依法治國呼喚“四有”人才

然而,機遇背后更是挑戰,更嚴格的制度設計也要求法治人才素質提升。山西省高級人民法院民事庭庭長、法學博士鄧一峰說:“以法院系統為例,司法改革要求法官能夠獨立審判,沒有一定的法律素養和積累如何能夠把案件審理好?司法改革要形成合議庭負責制,讓審理者裁判,裁判者負責,并且是終身負責制,如果自身不硬,如何擔當得起這樣的責任?這些制度設計對法治人才的法律素養、法律閱歷和法律經驗要求非常高,要經得起歷史和人民的考驗。”

目前,我國高校法學教育培養的學士、碩士、博士規模龐大。馬躍進說,四中全會要求建立一支正規化、專業化、職業化的法治人才隊伍。“這樣一支隊伍不在數量多少,而在于質量高低。”

受訪的法學教育專家認為,適應依法治國需求的法治人才應達到“四有”標準:

首先,必須有過硬的思想政治素質。建設高素質的法治工作隊伍,要求把思想政治建設放在首位,能否忠于黨、忠于國家、忠于人民,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內化于心、外化于行,這是衡量法治人才素質高低的基本前提。

其次,法治人才要有良好的職業道德和法律信仰。“如果一個法律工作者只圖賺錢,對弱勢群體漠不關心,甚至徇私枉法,社會公義將會受到破壞。”山西財經大學法學院院長閆立宏說,在復雜的社會環境下,只有擁有良好的職業道德和堅定的法律信仰,才能把持住自己,遇到壓力,不受干擾,才能夠自信、有力量。

第三,法治人才要有雄厚的法學知識以及相關的人文社會科學及自然科學知識儲備。當今社會,知識更新換代加快,新事物層出不窮,法律職業高度分化。因此,高素質的法治人才必須具備綜合的知識結構。

第四,法治人才要有較強的實踐操作能力。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實施,法治人才必須具備將理論運用到實踐中的能力,其中包括對社會生活的敏銳觀察力、邏輯思維能力、口頭表達能力和文字寫作能力。鄧一峰告訴記者,據他觀察,很多法科學生對社會并不了解,對具體操作不熟悉,他們更多是在校園、教室和圖書館三點一線生活,缺乏實踐能力。

楊偉東表示,四中全會將法治人才隊伍明確為立法、行政、司法、法律服務四支人才隊伍,在一定意義上也可以歸類為法治專業隊伍和法律服務隊伍,兩支隊伍的作用同等重要。隨著依法治國的逐步推進和法治理念的深入人心,法律服務也將成為提高國家治理能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尤其是企業法務、訴訟代理、糾紛調解的法律工作者,以及基層鄉村的法律服務所,對法治人才的實踐操作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創新人才培養機制刻不容緩

機遇正在來臨,挑戰不容忽視。教育部部長袁貴仁表示,同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新形勢、新要求相比,法治人才培養質量和機制還存在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這些問題具體表現在:不同地區之間法學教育資源特別是師資配置仍不平衡,法學院校與法治實務部門協同育人機制不夠完善,法學教育與司法考試、法律職業的銜接不夠緊密,職業化與法律職業倫理教育的相互結合不夠到位,加強和改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人才培養工作需要進一步加大力度。

中國政法大學校長黃進說,法學教育在加強法治隊伍建設工作中發揮著基礎性、先導性的作用。適應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對法治人才培養提出的新要求,法學教育必須實現兩個關鍵性轉變:一方面,要實現由粗放發展向追求質量提升的轉變;另一方面,要實現由法學專業教育向法律職業教育的轉變。實現上述兩個轉變的重要抓手就是創新法治人才培養機制。

新時期法學教育將面臨重新調整和洗牌。一些法學專家認為,應建立注重內涵發展的準入和評價機制,創新法治人才培養機制的同時,嚴防利好政策下部分高校法學教育新一輪的低質重復擴張沖動。

馬躍進提醒,從高校角度講,當然是希望自己的專業越多越好,但如果對法治人才市場沒有一個準確分析和把握,只看到機遇,沒看到挑戰,就會存在盲目性,將來也會被市場所淘汰。“法學教育正在迎來大發展時期,必須保持頭腦清醒,絕不能大干快上。”

“瘸腿”的法學教育豈能跑快

近年來,我國法學教育規模擴張過快,教學內容空泛單一,嚴重制約教育質量的提高。此外,法學教育普遍忽視法律職業倫理教育,在培養學生職業技能等實務教育方面也存在明顯短板,無法滿足社會對法治人才的需要。當前,亟須從提高法學專業辦學入學門檻、加強差異化培養力度和法律職業倫理教育、構建法學實務教育質量保障體系、改革司法考試等多個方面入手,對法學教育進行改革。

追求規模一哄而上,教學內容空泛單一

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院長薛剛凌、西南政法大學民商法學院院長趙萬一在接受半月談記者采訪時表示,1977年全國只有三所大學招收法律專業學生,總共不到200人,現在全國有600多所高校有法學本科專業,300多所高校或科研機構有法學碩士點,全國每年招收法學本科生超過10萬,在校的法學本科生超過40萬。人多了,但不見得素質提升了。

山西大學法學院院長張天虹說,由于辦學門檻較低,山西目前有23所高校開設法學專業,其中包括4所職業學校和6所三本院校,每年畢業的法科學生有五六千人,山西省根本消化不了。

規模擴張過快必然帶來教學質量的下降。有業內人士指出,很多學校根本不具備辦學條件和培養能力,有的只有十來個教師,沒有一個博士,但招生規模是很多重點高校的兩三倍。招生規模和師資力量嚴重不匹配,教學質量可想而知。

除此之外,我國法學教育普遍以“概論式”空泛的教學內容為主,缺乏對案例分析和解決問題能力的強調。教學內容普遍過于單一,缺乏差異化和綜合化。

重慶市某區縣檢察院工作兩年的法學本科畢業生小韓說,學校里的課程多以講解法律概念、特征等內容為主,往往幾百頁字的案子,到了課堂上就變成了一個幾百字的案例。“有的同學一個學期很少去上課,期末隨便背一背也能考個高分。”

西南政法大學法學院院長唐力、山東大學法學院教授肖金明等專家指出,目前我國的法學教育只解決了“是什么”的問題,而忽視了“為什么”和“怎么用”的問題。在德國、日本等發達國家,法學教育的基礎是概念和體系,但核心是通過探索“為什么”而獲得的政策制度分析能力,以及通過訓練“怎么用”而獲得的解決問題能力。“當然,這與關系法科學生命運的司法考試有關系。司法考試已實施十多年了,其中一半以上都是純記憶性、結論性的內容,這是與法學教育規律相悖的。”

“我國法學教育差異化不足,很難對接社會需求。”西南政法大學經濟法學院副院長黃茂欽等專家表示,社會對法學人才的需求是多層次的,法院、檢察院、社會服務機構、企事業單位對法學人才的要求都不同,我國法學教育并未細分市場,培養出的學生千人一面,無法滿足社會對法學人才的需要。

此外,趙萬一等專家表示,法學并不是一門孤立的學科,它與文化、歷史、哲學、邏輯學等學科關系密切。目前的法學教育中涉及這方面的課程很少,例如法制史的課程已基本被砍掉,導致不少法科學生對傳統歷史文化并不熟悉,影響其未來發展。

倫理教育存在空白,實務教育短板明顯

唐力、趙萬一、肖金明等專家指出,十八屆四中全會精神給人的最大感受就是法律人的“德”至關重要。近幾年出現的諸多司法不公案件、司法人員道德素質低下甚至知法犯法等問題敲響了警鐘。

法律是社會公平正義的象征,法律人應該是社會的良心,發達國家都強調道德倫理對法律人的要求,高度重視法律職業倫理教育。然而我國法律職業倫理教育非常欠缺。在我國的法學教育體系中,本科和研究生階段的課程基本都不涉及法學職業倫理的內容,多數學生只能在準備司法考試的過程中了解到一點相關知識。

與此同時,我國法學教育重視理論講授,對培養學生職業技能的實務教育嚴重瘸腿,學生普遍欠缺實踐操作能力。多名法學專業在讀學生告訴半月談記者,平時在課堂上接觸到的內容與實踐嚴重脫節,學校要求的幾個月實習往往也效果不佳,很難學到有用的東西。

北京某大學法學專業本科生小張說:“我在法院實習了3個月,每天基本都是做端茶倒水、掃地抹桌等打雜的事,實習期內一個案子都沒接觸到。很多同學忙于司法考試、考研和就業,干脆就放棄了實習,直接托關系開個實習證明應付學校。”

山西財經大學法學院院長閆立宏等專家說,一方面,國內高校法學教師隊伍中,相當一部分沒有任何實務從業經歷。試想一個老師沒辦過一個案子,沒看過一份法律文書,怎么可能做好實務教學?另一方面,法科學生目前的實踐平臺比較有限,主要是法院、檢察院、律師事務所等,但目前法學專業擴張過快,實習單位也不堪重負,法官、律師平時工作繁忙,也無暇指導學生。

“目前,法學實踐還沒有成熟的標準體系,各高校都有自己的探索,但效果都不是很理想。實際上,學校和實務部門都有培養人才的義務,但目前這個義務并不明確,國家層面也沒有指導和要求。”閆立宏說。

唐力、趙萬一等專家告訴記者,以西南政法大學為例,學校一直非常重視學生的實務教育,近幾年推出“檢校合作”模式,動員教師到基層檢察院掛職,大量教師走出去,切實提高了教師的實踐教學能力。同時學校也爭取引進實務部門的負責人做兼職導師。但由于法院、檢察院等實務部門工作繁忙,加之缺少約束和評價機制,導致兼職導師和學生之間聯系不夠緊密,指導作用難以充分發揮。同時,學校還以法律診所、法律援助機構、創業實踐基地等形式促進學生實踐水平的提高,但學生面臨司法考試、考研、就業等多重壓力,實習期間也有很多顧慮。

法學教育改革路在何方

針對當前我國法學院存在的系列問題,受訪專家建議,首先,法學教育應逐步走精英化道路,提高法學專業的辦學、入學門檻。

趙萬一說,發達國家的經驗證明,法學教育是精英化教育,而不是大眾化教育。法學知識包括兩個層面,一方面是通識的法律知識,也就是基本的法律要求;另一方面是專業性的法律知識,是少數人才能對其精通運用的知識。法學教育過分大眾化可能會失去其對社會行為的評判功能。

薛剛凌、張天虹認為,目前我國法學專業辦學、入學門檻過低,招生規模擴張速度過快,很多學校開設的法學專業不具備培養能力,不利于法學教育發展。應提高法學專業的辦學、入學門檻,對全國高校開設的法學專業進行評估和整合,對不具備培養能力的法學專業進行限制或取消,引導法學教育向精英化方向轉變。

其次,加強差異化培養力度。多名專家表示,我國法學教育應逐步打破千人一面的統一培養模式,加強差異化、綜合化培養力度,多培養復合型人才,與社會需求無縫對接。黃茂欽說,西南政法大學正在探索差異化培養方案,例如,經濟法學院金融法方向的本科四年的課程中,有一部分就是金融法和金融學的課程。

第三,重視、加強法律職業倫理教育。趙萬一、肖金明等專家表示,法律職業倫理教育對提高法律人職業素養、建設法治國家至關重要。我國法學教育界必須高度重視法律職業倫理教育,大學法學院應開設相關課程,法律職業倫理課程應實現多方面參與,包括來自司法部門的法官、檢察官和職業律師。法律倫理課程應當賦予法科學生學習者、研究者、討論者、演說者等多重角色,以產生實在的課程效果。經過長期的倫理教育和訓練,使法律職業信念、倫理標準等內化為法科學生的倫理自覺。

第四,加快構建法學實務教育的質量保障體系,切實提高學生職業技能。黃茂欽等專家說,國內各法學院校都非常重視對學生的實務教育,但由于缺少國家層面的質量保障體系,學校力不從心。一方面,國家應聯合教育、司法等部門,協調法院、檢察院、律師事務所等實務部門配合學校的實務教育;另一方面,實務教學的標準亟待統一制定,將兩院、律所、企業法務部門的實踐區分開來,分類型制定細致規范的標準。以法院為例,學生到法院實習,要詳細規定哪些重要的節點和環節是必須熟悉的,哪些東西是必須學生親自操作的,實習結束時按照標準進行評分等。

此外,作為“指揮棒”的司法考試已與法學教育規律脫節,應對其進行改革,增加對法律思維、法律精神、分析解決問題能力、實務操作能力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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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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